美国的‘制度红利’正在消退。由于美国面临的一系列系统性和制度性困境，威胁到美国的良性运转，在此情境下，倒逼机制将发挥作用，修复及修正美国的制度性缺陷将是奥巴马面临的重大任务，同时也颇具挑战。
奥巴马第一任期，为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以国内稳定发展和亚太主导地位为优先诉求，对内实施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外施行以主导亚太地区为目标的“再平衡”战略，将其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倾斜。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难以阻挡仍在金融危机边缘徘徊的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相对下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看到，美国应将战略重心和关注重点转向国内，进行国内政策的大调整和大变革，应对国内复杂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内顾倾向加重的背景下，奥巴马能否发挥超越党派之争的政治风范，拯救美国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困境，是其第二任期对内政策的最大看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多个领域的学者对美国的政治制度、金融制度、社会及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失业危机、资本主义治理结构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认为美国必须进行重大的国内转型和调整，否则美国将出现严重的“下坠”。
笔者认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国内治理的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层面。
首先是经济层面。眼前最大的挑战无疑是财政赤字问题，提高债务上限又成为美国府会博弈的最主要议题。按照美国现行制度规定，国会拥有政府借债的最终决定权。依据2012年8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的协议，政府公共债务上限从14.3万亿美元提高到16.4万亿美元，提高2.1万亿美元。但只经过短短的几个月，美国政府就在2012年年底达到这个上限。需要再度提高债务上限，否则将影响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项目的支出，并对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民众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影响美国的信用。此前，由于两党就债务上限迟迟无法达成协议，陷入谈判僵局，导致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引发全球哗然。
其次是政治层面。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固有痼疾，民主、共和两党将选举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表现为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政治光谱中越来越壁垒分明，导致重大问题的投票毫无例外是以党派划线，导致“政治极化”和“政治空转”现象加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指出，美国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这一制度是整个政府的根基之一，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复杂而阴郁的情绪，焦虑、悲观、羞愧、无助并且戒备心强。随着美国选举竞争的加剧和畸形发展，两党政治严重依赖金融集团、军工集团和石油集团等大财团的财力支持，其上台后的诸多施政措施必然要维护大财团的既得利益，甚至以牺牲大众利益和经济发展为代价，成为美国政治肌体的一大“毒瘤”，妨碍国家政治良性运作和经济健康发展。奥巴马如能有魄力对美国政治模式的制度性痼疾“开刀”，必将在美国历史上入选“伟大总统”行列。
最后是社会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停滞不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导致美国经济低迷，民众的就业、家庭财富、退休养老、社会福利等均受其影响。社会福利减少、失业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移民问题无解、贫富差距扩大等民众面临的问题增加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社会的道德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显示，2002-2011年期间，逾67%的美国民众认为社会道德总体状况越来越糟，超过80%的美国民众认为社会道德状况很差或不尽如人意，仅有约15%的美国人认为社会道德状况很好。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11年，对社会道德状况持满意态度的美国民众比例由 39%骤降至30%。另外，美国枪支泛滥、枪击案频发且“规模”越来越大颇遭诟病。当下，奥巴马能否推动控枪前行，在控枪问题上“投放”多少政治资本仍然是个未知数。
实际上，美国的“制度红利”正在消退。由于美国面临的一系列系统性和制度性困境，威胁到美国的良性运转，在此情境下，倒逼机制将发挥作用，修复及修正美国的制度性缺陷将是奥巴马面临的重大任务，同时也颇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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