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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来源是,辽宁一家四口游客随旅行团到香港旅游,因旅游大巴迟到两小时,旅游团中数人拒绝上车,他们报警并招来记者。这家人的男主角对着镜头声泪俱下要求索赔,女主角则说:“我们买了好几万元东西,为香港做贡献……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我们也不来香港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我们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这两句话透出的意思是,如果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身份,是不会到香港买这么多东西的;你们香港对“有一定身份的人”,不能这么怠慢。
这话尽管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是两句大实话。在内地,身份显然比身份证重要。没有一定的身份,你就进不了许多场所,做不了许多事情,说话的分量也会大打折扣,有时连基本正当权利也难以维护。事实上,辽宁的这家旅客在港澳游前,就已经享受了身份带来的好处:据报道,他们一家四口的团费原本为5980元,由于男主角是公务员,获得了2980元优惠,实际只付3000元。
而在香港,身份证则往往要比身份重要,你如果上街不带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会被警察扣留,直到你出示身份证之后才能放人。他们处理这种旅游纠纷,看的是旅行团究竟有没有侵权,而不是看你是什么身份。
旅游大巴晚点尽管有客观原因,但它确实给游客带来诸多的不便,旅行团应该酌情赔偿旅客的损失。内地旅客据理力争,反映了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这家旅客正是看中“香港是个法制社会”,提出维权的要求。但维权也要有理有节,他们强调自己“有身份”并被指“漫天要价”,只会在香港丢人现眼了。
然而,强调自己身份特殊并非这家人的发明。早在2009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在参观莫高窟藏经洞时,因对要求她“不要触摸壁画”的讲解员不满,打了讲解员两记耳光。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于富琴的丈夫,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陈伟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在我们这里,等级观念与身份识别无处不在:到处是论级别、看资历、排座次、排富豪榜……有“身份”就有特权,就能高高在上俯视众生,无“身份”就只能仰望他人,只好任人宰割。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现实决定观念。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方面,人们已经有了平等意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又向人们展示了不平等的现实。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知行鸿沟。那些雷人雷语,其实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实况,却又违背了人们的理想追求。这就注定了我们要生活在一个“矫情”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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